好像哪本古经上说过：“祭，国之大事也”，这一大事，到了文革大约全被当作“封资修”，扫地出门了。文革之后的复兴，取而代之的是各个城市的文化节、音乐节、旅游节，主要的侧重点则是放在商业或是经济利益上。（去国多年，也许看法已经过时？若如此，砸砖轻一点哈！） 

子晓在上海读书的时候，学校也有“学生文化节”。记忆中的“文化节”，更多的是请名人来演讲，请乐队来演奏，请作家来签名售书，或者放电影等等。比如子晓在校园内的设施简陋的大礼堂内，听过陈燮阳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演奏《欢乐颂》、《新世界》，还听到过“老校友”当时的上海市长江泽民的讲演---托“文化节”的福。《新上院》创刊号，子晓至今还保存着 

当时的J大，算是走在教育改革的前沿上了，有“昂立沙龙”，有“新上院”，但参与的学生人数还是很少。记得，有一年文化节，学生会宣传部募集书画作品，子晓画了一幅好像是花鸟画还写了一幅字，兴冲冲地跑去应征，这两件作品（好坏不论，当时的子晓是用心的，所以应该称为作品吧？）和寥寥无几的几幅应征作品一起被贴在校门口的橱窗里，可能注意到的人也寥寥无几吧？到了第二年，子晓也就没有了应征的热情。

 还有就是有学生歌咏比赛，这算是一大盛事了。“文化节”前后的晚上，到红太阳广场上去或乘凉或散步，一定可以听到吉他弹唱的歌喉。齐秦的那首《大约在冬季》，大约就是那时候风靡校园，也深深印在我们这一代人心中的。但那样的歌咏比赛，也还是听者众，歌者寡。和子晓想象的“节日”还是不太一样。

 总觉得，“祭”---这一国之大事，在日本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光大。比如城市有城市之“大事”（仙台的七夕祭 ），学校有学校之“大事”（日本中学校园的魅力文化祭 ），街道也有街道之“大事”（回头找来贴上哈），乃至幼儿园也有幼儿园的“夏祭り”呢！这些个大事，特别是街道、学校还有幼儿园里的“大事”一定是居民、学生、乃至小朋友全员出动的，虽然是能者多劳，但“不能者”（好像应该没有哈！按老祖宗的话“天生我材必有用”？是吧？）也是绝对不可以“不劳”的。一年的辛勤劳动下来，把劳动的果实---自己的作品展示出来，祈祷来年更丰盛的收获。。。。。。

 昨天，是大太阳的“酒友”们开葡萄酒会的日子，正逢位于上野公园的东京艺术大学“大事”开摧，“酒友”中又恰有几个书画或音乐同好者，于是先“艺”术，再“酒”术，好好地疯了一天。很开心很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