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调查记者”下定义免不了主观判断与标准。我们结合新闻行业状况、调查记者队伍规模及其新闻生产实践的特点，将本研究中所指“调查记者”定为：一半以上工作时间从事调查性报道，主要以社会、时政、财经等领域的负面题材为主，多关乎公共权力滥用，有被遮蔽的真相要记者进行突破调查，特稿记者、对话记者等不算在内。即使用最宽松的定义标准，全国调查记者也不过数百人。鉴于此，本研究采取“总体普查”的方式，而非“抽样统计”的数据收集方法。数据收集时间为2010年9月24日至2011年3月14日，历时约半年。我们先用4个月左右时间，依循严格严谨的程序，建立了一个全国报纸和杂志调查记者的全样本名单数据库。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来建立、确认及调整名单：1、根据可能发表调查性报道的媒体类型，建立媒体名单库，然后请各媒体负责人提供记者名单及联系方式；2、结合不同区域，邀请该区域内具有较高威望或影响的调查记者，对该区域的调查记者名单进行逐个确认；3、针对国内绝大多数调查记者经常、集中使用的网络QQ群（小刀群、深度报道联盟等），对群内记者进行复核及补充。第一稿名单包含19个省市自治区72家媒体的293位记者。数据收集过程中，我们又根据调查记者罗列的个人人际关系网数据，添加41位记者与8家媒体。最终媒体总数为80家，记者样本总数为334位。 单片机远程集中抄表系统论文+现状+源代码+流程图
　　在我们联系的334位记者中，47位谢绝填写问卷（以隐私考虑、时间压力等为由）或同意填写却最终未返回问卷，28位记者被定为“非调查记者”（在调查进行时不再从事调查报道或偶尔从事调查报道）。问卷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放，约17%的调查记者很快完成并返回问卷，约27%的调查记者被催促了1-2次后完成了问卷，约55%的调查记者在被催促了3-5次后完成问卷，可见他们的日常工作压力的确很大。总体上，平均每位调查记者花了4周的时间填写及返回问卷。最终，我们成功调查了259位调查记者，占符合调查记者标准的样本的84.6%。我们对谢绝参加或未作回应的47位记者做了简单统计分析，发现这些缺失样本基本不会导致数据系统性偏差，即：我们倾向于把缺失样本当作随机缺失处理，参与调查的259位记者具有很高的代表性。
　　1、总体特征
　　研究发现，调查记者行业主要由男性主导，年龄结构年轻，学历较高，专业背景多为新闻传播或语言文学类专业。
　　调查记者队伍中，男性占84%，女性占16%。尽管女性调查人数不多，但她们在调查突破、报道逻辑、文本特色方面的表现却并不处于劣势地位。据我们观察，女性记者在财经调查报道领域人数不少，如接受问卷调查的8位财新传媒《新世纪周刊》记者中，就有李箐、罗洁琪、王和岩、于宁、赵何娟5位女性调查记者，而且于宁从事调查报道10年、王和岩从事调查报道7年。再以《了望东方周刊》社会调查部为例，男记者约10人，女记者仅2人，其中之一的刘伊曼将女性调查记者的“独特优势”概括为四个方面[2]：（1）被监督和调查对象通常是男人。男人和男人之间，很难说出真心话，但女人天生具有软化氛围、软化别人心理防线的能力；（2）在暗访和隐性采访中，女人本身就是自己的伪装。在群体作战打新闻仗的时候，更能为战友提供配合掩护。比如扮演成天真的女学生，让对方放松警惕；（3）对于特殊采访对象，尤其受到伤害的未成年人、妇女等，女人比男人更善于倾听、更容易让对方说出难言之隐；（4）调查记者圈中男女比例失衡，女生凤毛麟角，自我感觉上比较有优越感。 高层建筑给排水综合设计+开题报告+CAD图纸
　　调查记者队伍的年龄结构比较年轻，约有76%的调查记者年龄在35及35岁以下，50岁以上的不到3%，其中，年近五旬的《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王克勤、《半岛都市报》深度记者刘延珉，年逾五旬的《新民周刊》编委胡展奋、《浙江日报》首席记者洪加祥，都是活跃在调查记者一线的“老大哥”。比较而言，市场化报纸与新闻杂志的调查记者的平均年龄较低（约32岁），党报/机关报的调查记者平均年龄相对较大(37岁左右)，不过这类报纸调查记者人数只有11人。
　　几乎所有调查记者都具有大专或大专以上的学历，76%左右的为本科，拥有硕士或博士等研究生学历的有15%左右。他们所学的专业中，主要有三大类：新闻传播类占14%左右，语言文学类占27%左右，经济管理类占12%左右，可见文科生构成了调查记者的主力。
　　拥有较多调查记者的媒体主要有三类：（1）新闻杂志，如《了望东方周刊》《财经国家周刊》《中国新闻周刊》《南都周刊》等；（2）市场化精英报（针对知识或商业精英），如《南方周末》《时代周报》《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日报》等；（3）市场化都市报，如《新京报》《南方都市报》《大河报》《北京青年报》《华商报》等。这些媒体的总部主要分布在“北上广”，分别是北京（17家）、广东（9家）、上海（6家），其它相对集中的还有湖南（6家）、浙江（5家）、安徽（4家）、河南（4家）、福建（4家）等。大约84%的调查以公司聘任方式（即企聘）服务于所在媒体，15%的调查记者则拥有事业编制。
　　就调查记者的实际工作地点而言，他们主要驻扎在北京（约30%）、上海（约12%）、广东（约8%）、河南（约8%）、浙江（约5%）等五个省市。尚未发现调查记者的省市自治区有：河北、内蒙古、黑龙江、江西、广西、山西、新疆、海南、宁夏、青海、西藏。
　　一组有意思的数据是对调查记者籍贯的统计。湖南与河南是最大的调查记者“出产地”，约有14%的调查记者来自湖南，13%的调查记者来自河南，位居所有省市自治区之首；其它比例较高的省市依次是安徽、湖北、四川、河北、山东、福建、江苏、辽宁和浙江。为何湖南籍、河南籍调查记者最多？初步分析，原因可能主要有三:（1）这两个省经济相对欠发达，调查记者多长于农村、小县城或小城市，对基层民瘼、百姓民生更有切实体悟，因而更具有社会责任感；（2）跟区域文化和传统相关，湖南人河南人不怕苦、善对抗、很坚韧；(3)两地出的负面新闻相对比较多，是调查记者报道的“富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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