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安慰，也没挣扎，因为不知道怎么理解她。我来来回回想过几次，后来觉得“我不太考虑栏目属性，只作我想知道的东西，事实不清楚的时候，只靠一个人的表达我不能确信”。

真的放在心上，没有想到这些事儿，您能接受这种批评吗？” “批评我们接受，确实我们工作做的有不到位的地方。” “袁厉害这么多年实际上在做很多民政部门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您能够接受这种说法吗？” “可以这样说，袁厉害做的太多了，民政部门比袁厉害做的要少的多。” “是钱的问题，还是意识的问题？” “是意识的问题”。这组问题是指向民政部门的，但问时我心里浮现的是“做工作时”袁厉害的感受。 6 临走的时候，袁厉害想让我拿手机给孩子打个电话，说几句，医生怕她情绪受刺激，不同意，我们说把孩子的镜头在最后都放一下，看节目时能看到。最后那个亲我的孩子，是一个聋哑的儿童，他叫三毛，唯一一个跟最大的袁明辉能在打架时抗衡的家伙，他打不过，但会趁晚上睡觉时把对方从铺上踹下地。他能写下任何一个别人只写一遍的字，他让我写下名字，他复写一遍，写完折成四折，送给我，得意地扶一下他用摩丝抓起来的小弯刀发型。临走时过来抱我一下，左右各亲一下。我想撤了，他不慌不忙拦住我，把一只小指头指指他自己，大家哄笑，我亲了他一下右脸，刚要起身，他又指了指另一侧，我哈哈大笑，亲了他的左脸。从这个娃娃的劲儿里，能看到他呼之欲出的将来，也能看到他被袁如何对待的过去。 7 这次时间有限，只一天的采访时间，对人的呈现不可能完整，所幸很多媒体都在制作这个题材，向同行学习带来他们的各种可能。这期如果有可总结的，就是我不那么相信语言，但我相信结构会牢牢嵌住一个人的部分真实。也就是说，人物采访不一定只依靠当事人自己的剖白，每人都由他人构成，经纬交织，相互因应，线索颤动得越丰富，越具体，构成一个人物的质地越细密。那些言语不足以判定的人性，再也不能够重现的过去，可能就藏在其中。 (节目视频：）主编：老范 编导：向宇 摄像：张国星 纪可成 2

是外人”。 采访袁厉害的时候，杜鸣在床边远点垂手站着，我问袁厉害为什么把把刚生下不久的儿子送走，她说当时因为当时别人刚扔下一个七个月大的弃婴，还得了肺炎，没有能力同时照顾两个孩子。弃婴她不要，就没人要了。我问：“他这么点大就把他送给他奶奶？” 她说：“送过去以后我跟傻了一样，我就光想他，那儿穷的很，没有奶瓶，我在河南买了奶瓶，就送到河北，经常半年以后去那地方­­­，那墙多高我跳到墙都过去了，那也是想我的孩子，我也不知道我是个啥人。” 刚说到这儿，有一个男性忽然冲进来拦着镜头“你不要问俺妈了，有啥要问，问我” 他叫袁松，是袁厉害养育的弃婴，长大成人，有了工作。听说这事回来照顾她，担心袁厉害说话多影响身体，他直接把袁厉害扶倒在床上，拿水给她喝，拉着她手，给她掖衣服，杜鸣站在边上，原地不动，沉默不语。 我问了袁松两个问题，“有的人说，觉得你们以前成长的环境，物质待遇不太好，替你们觉得委屈，你自己怎么想？” 袁松说：“这不委屈啊，小时候吃饭穿衣都有，有啥不委屈，这委屈啥，并不是说，谁都能当太子的，是不是？” “你觉得她给你最重要的东西是啥？” “她给了我一个妈，其他的都不重要。 ” 这一声“妈”，我看了下旁边的杜鸣，他脸上有点触动，立刻掩饰过去了，那点神色就是他说过的话，“我觉得我是外人”。 4 我们在福利院拍摄孩子，电视台来拍了，总热闹得很，很多人都忙活着，问你还需要什么，孩子也兴奋，看着个个欢乐，袁袁跟阿姨玩脚间进球，她风格彪悍，马尾一甩，大马金刀来个弓箭步，大喝一声，阿姨呆了一下，就被她进了。她跟蹲在旁边看热闹的我击个掌，掌风凌厉。 这种时候采访肯定不行，不是个说话的场合，尤其是孩子，孩子最讨厌伪善，你跟他还陌生着，一大屋子人，把他叫进来坐在镜头前，当下此刻就要问内心深处的事儿，不可能。 我们拍了一些空镜就走了，吃完饭晚上9点左右重回福利院，黑压压的晚上，人都懈了，再进门就是松松垮垮的常态了。 袁袁刚洗完头，不吭不哈进来，阿姨旁边悄悄跟我说，下午你们走了，她不高兴了。我说怎么了，摇摇手，只说“对弟弟妹妹。” 我问为啥呢？袁袁赌气答我：“因为所以，科学道理。” “你是不是觉得弟弟妹妹已经把家忘了，觉得他们太小了是不是？有点不高兴？” “我妈，给她养活那么大，她忘了，她也不想。” 她说着低了头，抹起眼泪。 她十二岁了，一直跟着袁厉害睡：“我睡觉的时候不好睡，然后，俺妈每次穿的衣服可滑，衔着她的衣服睡”，她让我不要告诉她妈，这几天她睡觉老醒，被子蹬了没人给盖，说着夹着点泪花自己又笑了。 这个叼在孩子嘴里的衣角，对她俩关系的说明，胜过万语千言。 5 采访县长，最让我印象深的，不是关于财政局2000万的楼，是换房子的事。 县长解释袁厉害原先住的那个地方，确实环境不太好，“经过民政部门做工作，才挪到现在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太简陋了。” 他这个“做工作”让我心里动了一下，什么样的工作呢？，我问“很多人就会说，你们觉得他条件不行，为什么不能给她提供一个房子，帮她找一个比较宽敞，比较舒服的地方，如果只向她提要求，不是只能给她压力和为难吗？” “这个当时执行的时候，民政部门也没有想到那么多。” “会有一种看法，觉得民政部门具体做这些工作的人，并没有把这些孩子去采访平常照顾孩子的保姆，60多岁，她一出屋，花白头发，对襟棉袄前面翘着，见了我们，不看，不停脚，挣开人往外走。脸上一副横下心的样子，说“不要摄像机”老纪和国星收了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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