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在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当时的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拟成立民族研究所，时任研究院总干事的傅斯年多次登门，诚请知名语言学家李方桂出任研究所的所长，李却坚辞不就。逼得实在没办法了，李只好说：“我认为，第一流的人才应当做学问；第二流的人才可做教师；第三流的人才是去做官。”傅斯年听后，躬身作揖而退：“谢谢先生，我可是三流人才。”

    在当时许多清华人的眼里，做大学问比做大官更受人敬慕。这种观点未必全面、准确，但却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真正的学者对做学问与做官的态度。
    可是，现如今是“一流的人才去做官，二流的人才做生意，三流的人才去教书”，做官不成退而次之做生意，中国的企业家是既想做富人，又想过官瘾的一群人，而且不仅仅是为了过官瘾，而且骨子里都是为了过“皇帝”瘾。如今考公务员的人如过江之鲫，挤得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因为所谓公务员者即做官之基础也，再明白一点说，考上了公务员就登了龙门，就如同古代的举人进士一般，踏上了仕途，进身有阶了。所以做官只是迟早的事，起码做个候补。就算是在衙门里做一个扫地倒开水分报纸传文件的小佣也是宰相府里七品官，副处正处的名分只是迟早一步而已。
    不愿做一流人才，而争相做三流人才，有的人对做官那么热衷，甚至为了做官趋之若鹜，不惜买官卖官。这很能说明一个社会的人才取向问题。
    有人认为，其原因是由于存在“从政之路红彤彤，经商之路金灿灿，从教之路黑洞洞”的职业差别；存在“经营三年当富翁，行政三年万事通，工会三年一场空，纪委三年臭哄哄”的不正之风。
    虽然这是许多人都认可的理由，但我却不完全认同。我这一辈子之所以选择当教师，选择做学问，是因为我觉得，学问在身，那是谁也夺不去的，官级再高，却可能一夜之间被人一撸到底，辛苦委屈一辈子，到头来什么也没有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不是当官的料，也不是经商的料，何必难为自己呢？正如一位心理学教授所说：“我常说，一流人才在军界和商界，二流人才在政界，三流人才在学术界。对军人而言，你领十万人，我领十万人，没本事，死的十万就是你的。这里要的是综合素质，是挑战，所以军界的人是最强的。商界也是如此，投入两个亿，三个月后，可能家破人亡，你干不干？要的是同样的素质。政界就不同，他可以调整、迂回，政策不行可以再改，是有余地的，但要负责任。而学术界，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永远不行都可以……”
    也就是说，能做学问的人，能做官的人，能经商的人，都是难得的人才，社会也需要这各方面的人才，而人又有各自的天赋和特长，一个公平和谐的社会就应该给人尽其才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让会做学问的人安心地做学问，使能做官的人尽可以去做官，给擅长经商的人提供方便去做生意，这才是理性的做法。

    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年有些地方，人们对“人才”的定位、定性有片面性。有些人以为人才便是“高学历、高职称”的代名词，有的甚至将人才等同于“资历”和“身份”。如此一来，便出现论知（识）排辈、论职（务、称）排辈、论历（学历、资历）排辈的现象，从而滋生了人才评价中的“名本主义”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现在的考研、考博已严重变味，甚至出现某些干部是通过“公款上学，秘书上课，‘枪’手代考”来获取文凭。
    “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这“四个不唯”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给出的新的人才取向：“不看学历看水平，不看背景看业绩，不看年龄看素质。”
    又想起王石的理论，一流公司用三流人才，做二流的事，赚一流的钱；而三流公司用一流人才，赚三流的钱。很多公司不正是在用一些表面看来三流的人，创造出一流的经营业绩吗？
    你愿意成为哪个职业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