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学习中国学问而言，应以中国传统文化（儒、法、墨、道、名、农、工、商、艺等百家学问）为基本教材，以诠释传统文化精义为内容，以人文教育基地为形象教育课堂，以挖掘、研究传统的思维方法、研究方法、教育方法、实践方法等为主旨，以教人会做人、会做事为目标，要在心性、心智的培养。近些年来，随着国人对传统文化研究的深入，越来越感到它是一个蕴藏着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智慧的宝库，例如我国传统数学以构造性与机械化为其特征的《九章算术》就与以公理化为代表的《几何原本》交相辉映。数学家吴文俊先生的数学机械化理论就是在中国传统数学思想吸收了当代西方数学成果基础上创新发展的结晶。所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要用中国人自己千年修炼成的方法，这就是求真与行善合一的路径，它不是西方式的科学的方法，但可以预卜它是今后人类生产、生活发展改善的又一条新路径。

    （2）科学教材的编写要从以知识为经、方法为纬的传统范式，转变为以方法为经、知识为纬的范式上来

    目前，我国教育界通行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教材（下称“科学教材）基本上是以传授科学知识为经、科学的方法为纬，这有一个弊端，即学生学到了知识，但掌握不住方法，从而造成了学生积累了大量的基础知识，但不会应用。在西方，不少学生在中学或大学阶段就有科学技术的发明，可是在我国，有那么多的高考状元、奥林匹克竞赛金奖得主和少年班的神童，他们可以解高深的课题，但至今没有从他们中培养出人们期待的那么多出类拔萃的人才，反之，更多优秀的科学家、银行家、教授、企业家、律师等等却出自成绩并不拔尖、基础知识并不太厚重但思维活跃、反应敏锐、悟性很高的群体之中。因此，培养科学的创新型、发现型人才，没有一定的知识积累当然不行，但没有科学的方法的训练更不行，我们需要的人才应该是善于发现新知识、发展新知识的群体，这就给我们的教材组编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从以知识为经、方法为纬变为以方法为经、知识为纬，科学知识的传授服从科学的方法的训练，把科学的方法的训练、科学发现能力的养成贯串于知识传授的全部教学过程之中。

    编写中国传统文化的教材应改变重经轻艺、扬道抑术的倾向，要以弘扬中华道统为己任，但这里所谓道统，既不是“哲学家的道统观”，也不是“思想史家的道统观”，而是“文化本体的道统观”，这种道统观强调的是一种文化精神，它融通于百家诸学，为各家立学之本，成说之据，所以，读经研史固可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但探究传统天文历算、农工艺医、琴棋书画、兵书战策之奥妙，更可窥我祖先之奇思，传我文化之玄机，体我民族之精神，续我中华之道统。因此，我们急需编写一本《中华民族思想方法史》，透过诸子百家之学，参悟先民的思想方法。

    新的科学教材的编写似应掌握以下原则：

    ——科学知识的发现和发展离不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新知识的发现和新科学范式的产生是一定的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促进新知识、新科学范式的诞生已经到了呼之欲出的程度；

    ——某一位科学家幸运地发现了新知识、新理论，形成新的科学范式，是因为他恰巧处在当时科学发展的最高处和科学革命的关节点上，他成了新知识和新科学范式诞生的助产婆。

    ——新知识和新的科学范式的诞生证明了科学知识统一于科学的方法。

编写传统文化教材可从以下工作做起：

    ——开展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传统文化批判的批判，诠释传统文化的真义，恢复其本真面目，挖掘其永恒价值的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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