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长篇小说研讨会发言稿
 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它是随着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的改造，在欧洲兴起的一门艺术。通过人物塑造，以及对命运的描写，试图让人了解自身的真实处境。它所要传递的，并非只是一个真实不虚的世界，还有对世界尽头的想象。其关键词在人，在个体的人。通过对小说的写作与阅读，渺小性灵的人与庞大滞重的世界互相生成，就有了只属于他自己的难以模仿的话音。它是人的艺术。

而中国的小说不然。中国是讲道术的，以诗文为正宗；且通过“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对日常生活的渗透与支配，薪火相传。以虚构与叙事为主要特征的小说，不为主流文学所取，直到民初梁启超等大力倡导，才被奉为文学之最上乘——其根子仍然是载道言术，要拿小说去改造国民性，要教化与启蒙；到了延安座谈会，就是要训诫与规范。这些与“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的史学传统没有多大区别，一直与意识形态有扯不清的纠葛。俗话说，一种米，养百样人。但这百样人，在这种小说美学中基本消失。它不关注个体的人及其命运。康生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这其实不是发明。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小说一直是作为这个要让“乱臣贼子惧”的史学传统之皮相存在的；而随着49年以后的全面苏化，对苏联作家协会这种体制的搬运，所谓的“毕业论文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便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最高规范和“唯一正确的道路”。尽管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随着西方各种思潮的涌入以及中国作家对各种写作技术的学习，人们认识到“自我的魅力”，不再被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催眠——莫言的得奖就可视之为这个文学黄金时期所结成的硕果——但从总体上来说，作家们在拒绝红色叙事的同时，基本还是在一个传统的叙事语境里，你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或者你有狼牙棒我有火药枪，没有意识到整个人类社会正在发生一种不可逆的根本改变。

首先是资本的全球性流动；其次是互联网的兴起。

平等是构成现代社会的基石。而资本无疑比权力更平等。它可能每个毛孔里都流淌着罪恶，但人们至少不必担忧在论坛发了一张帖子后便身陷囹圄。资本的本质是数字及增殖，这种货币语言，通过对各种生产要素的组织及生产，使人类摆脱匮乏，进入相对有余——而人在匮乏年代，与相对有余的年代，其思维模式大不一样，甚至可以说是两个物种。

资本对国族、肤色、语言的跨越，使浸泡在红色意识形态话语里的中国人，看见更多的光与影、秩序与规则、地方性知识、民族志、宗教信仰，以及更为俶诡奇谲的斗争与冲突。这种看见所带来的“震惊”，携带着各种信息因子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经验，使原本线性、可循环的如同日月更替的经验世界发生断裂、突变，大风骤起，雷声闪电在云层后聚集出一个从未有过的图景；这种“震惊”体验还不断沉淀为集体无意识，构成了所谓的人之本能，众多碎片化的原型，形成文化生产的新驱动力。资本还提供着它自己的道德伦理体系，重新定义并阐释着关于人的一切。人首先是一个经济人，最大的理性即对现实利益的追逐。过去，我们是耻于谈钱。现在，我们是耻于不谈钱；过去，我们觉得“朝三暮四”里的那群猴子愚蠢得可爱。现在，资本告诉我们，它们是对的。先给的那颗桃子能产生利息、租金等收益；又比如边际效益递减，吃第一块红烧肉时是幸福的，吃第二块时是满足的，吃第三块时是不错，吃第四块时是还行，但当你吃到第一百零八块时，吃红烧肉就是最严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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