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议的主题“省级年鉴如何进一步提高质量，办出特色”，是我向筹办会议的同志提出的建议。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议题，完全是有感而发。在2009年年底举行的第四次全国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奖活动中，各级各类年鉴精品荟萃。可是，评委们惊讶地发现，省级年鉴(这里主要指省、自治区、直辖市年鉴)整体质量优势已经风光不再。虽然有的省级年鉴质量稳中有升，仍能保持较大的竞争优势，但更多的省级年鉴质量却不容乐观。有的省级年鉴横比比不过一毕业论文http://www.751com.cn/  些城市年鉴，纵比比不过前几年出的同一种年鉴。这是评委们都不愿意见到的情况，但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省级年鉴如何进一步提高质量”，值得我们认真当一回事去琢磨、去探讨。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应从各家年鉴的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采取切实有效的改进措施，该温补的要温补，该下猛药的下猛药。而从省级年鉴的总体情况来看，似还可以用得着我在前几年就已经提出的一些办法：创新框架，完善体例，充实内容，减少差错。下面分别以这些办法为话题，结合省级年鉴的实际作一些探讨与分析。

　　一、创新框架

　　这里所讲的“框架”，指的是基础框架；“创新”，指的是适时调整基础框架设计。有人说，“框架稳定是年鉴成熟的标志”。意思是说年鉴基础框架一旦打磨成型之后，无须经常调整。如果在这句话中加上“相对”二字，也许还说得过去，即“框架相对稳定”是可以的、应该的；而框架绝对稳定，一成不变，则会使年鉴走进死胡同。日本著名的《朝日年鉴》自1924年创刊以来，几经脱胎换骨的改造，尚不能挽救其停刊的厄运，如果固步自封、一成不变，也许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寿终正寝了。据北京大学李国新教授对日本年鉴的考察，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由于年鉴出版数量激增，年鉴业内竞争和业外竞争加剧，许多年鉴的发行量呈下降趋势并出现亏损，《朝日年鉴》发行量也降至万册以下，年亏损额达数千万日元。在此危急关头，《朝日年鉴》的编纂者首先提出年鉴杂志化的主张，结果一炮打响，有效地化解了经济危机。于是，日本各主要年鉴竞相仿效。20世纪70年代，杂志型年鉴开始在日本大行其道，并在80年代成为记述性年鉴的主要模式。这种模式有如下主要特点：一是重视“特集”的编辑，增加文章的数量，以增强年鉴的可读性；二是强调对内容的概括与提示，以方便读者阅读；三是装帧、编排的杂志化。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杂志型年鉴开始出现衰退趋势。《朝日年鉴》又率先探索新的出路。1990年出版的《朝日年鉴》在前言中称，该卷年鉴进行了自1924年创刊以来的最大一次“改造”。改造的结果是使年鉴全面、彻底地贯彻“综合数据库年鉴”的宗旨。它将每个大部类设计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数据库，分别收入相关文件、事实、资料和数据，以方便读者检索。《朝日年鉴》按照这个思路，一直支撑到前几年停刊。我国年鉴出版的制度环境与日本完全不同，多数年鉴（尤其是地方年鉴）由政府包办，如无政府的财政支持，这样一成不变的年鉴将会被市场无情地淘汰。

　　创新框架的基本要求和做法是与时俱进，根据变化了的情况适时对栏目进行调整，以利于年鉴及时反映新情况，记述新事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以至于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能预见到中国会发展得如此之快，甚至连世界银行精明的经济学家对中国增长指标的预测也屡屡失算，总是跟不上中国的实际发展水平。有外国学者评论说，中国最近30年的发展“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经典案例”。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和综合国力的提升，社会改革已经提上日程，政治改革也开始在某些领域的一定范围内探索经验，各个领域的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新知识、新概念不断出现。西部开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农民工权益、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公共财政、低碳经济、循环经济、政务公开、依法行政、干部公推公选、村民自治、政治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谐建设、公平正义、人权保障，等等，在很大范围内先先后后成为社会热门话题。同时，由于社会在急剧地转型，社会财富和社会矛盾同时积累，环境污染、灾难事故、群体性事件、分配不公、司法不公、官员腐败、下岗失业等社会问题，也十分突出。年鉴是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作为记录现实并为现实服务的资料性工具书，任何地方年鉴都应当及时抓住诸如此类的社会热门话题和突出问题，经过严格筛选，设立新的栏目，淘汰过时的栏目。在这一方面，不少省级年鉴都能有所作为，通过对栏目的逐年微调，吐故纳新，使年鉴基础框架和主体内容始终保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现实性品格。但是，也有一些省级年鉴比较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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