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省级年鉴编校质量的相对下降，是因为近几年《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后，年鉴编纂机构变动的影响。但从第四次全国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奖结果来看，《广西年鉴》、《广东年鉴》和《安徽年鉴》均被评为特等奖，三家均是2007~2008年完成划转工作的。质量不但没有因机构变动而下降，反而有所提高。

　　校对是图书质量保障体系的最后防线。校对与编辑，工作对象不同、任务不同、方式不同，因而思维也不尽相同。编辑思维表现是“纵览总观”，重在得意（宏观）；校对思维表现是“细辨详察”，重在得形（微观）。前者是解决文章句子好不好的问题，后者是解决字词标点对不对的问题。年鉴编辑部基本都是编校合一的单位，校对成为编辑的继续，效率提高。正因为对所校内容熟悉，可能就对简单的差错熟视无睹。使用校对软件的减少差错会起到一毕业论文http://www.751com.cn/  定作用，但也会制造新的差错。提高编校质量，需要有硬工夫、细工夫、苦工夫。所谓硬工夫，就是编者在编年鉴这个岗位上不断锤炼自己，做到身怀绝技、火眼金睛。所谓细工夫，就是沉下心去钻研影响成败的细枝末节，做到如琢如磨，精益求精。所谓苦工夫，就是克服困难，青灯黄卷，以苦为乐，多一份心血汗水，少一点遗憾。

　　编写年鉴要时刻绷紧质量这跟弦。要有敬畏意识：敬畏事实、敬畏历史、敬畏读者。就是把资料（包括文字、图片、数据）核准核实，给读者提供没有遗憾、无需考证的资料，体现出年鉴编辑的职业道德和基本良知。

　　 2.管理体制问题

　　管理体制是管宏观、管长远、管发展的方面，体制的变动带动着政策的变化和战略的调整。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的年鉴事业在不规范的管理体制下，快速发展了20多年，从几家增加到几千家。地方年鉴特别是省级年鉴，在创办的背景不同、主管主办单位不同、地区差异较大的情况下，共同探索走出一条“背靠政府，面向市场”的路子，即政府发文组织、财政下拨经费、年鉴编纂单位通过开拓广告市场和扩大发行增加收入。在这种体制下，进可攻、退可守，个人收入达到中等，单位经费年年有余（有的年结余数十万元）。

　　2006年1月1日和5月18日，《公务员法》和《地方志工作条例》分别颁布实施，对我国的年鉴事业特别是省级年鉴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首先，编写年鉴走上依法行事的新阶段。《条例》规定了综合年鉴单位的归属和年鉴编纂主体、组织形式、框架内容、经费保障以及相应的权利、责任、义务等，省级年鉴由“七雄”（创办单位有地方志、社科院、统计局、省政府办公厅、发展中心、政研室、联合体）将变成地方志一统天下。其次，解除了年鉴工作者的后顾之忧。《公务员法》出台后，进公务员队伍成为时尚，是年鉴工作者的首选。省级年鉴单位级别高、职级待遇高，社会保障好，后顾之忧少。差别就是吸引力，人往高处走成必然趋势。近五年来，进没进公务员队伍成为年鉴工作者的热门话题之一。第三，损坏了编纂年鉴原有的动力系统，而新的动力系统尚未建立。本来外在生存发展的压力，可以转化为开拓市场、提高质量的内在动力；定期开展的全国编纂出版质量评比活动又形成树立年鉴品牌形象、不断向先进看齐、改进各项工作的压力和动力。由于有《公务员法》作保障，进入到公务员系列的年鉴工作者衣食无虑，压力减轻，热情减退，动力不足。而《公务员法》和《地方志工作条例》对从事年鉴工作的人员刚性制约不足，对产品（年鉴）质量的评价监管机制、对工作的监督约束机制和对有关人员的奖惩机制等尚未建立，地方志年鉴单位又不是干部成长的摇篮，很少有人因这项工作出色而升迁到更高更重要的部门。因此，内在动力生成的条件尚不具备，新的动力系统建立和完善更待时日。越来越多的省级年鉴由原来的编辑——出版——发行，变为编辑——出版——赠送；出版时间在延迟，工作节奏在放缓。马克思主义原理告诉我们，产品只有用于交换才是商品，才能接受客户的检验，才能真正感受到市场的压力，才有提高质量的动力。2006年后，省级年鉴编纂质量相对下降，与当前的管理体制是巧合，还是有某些必然联系？需要我们作深入的思考。

　　 3.框架结构问题

　　年鉴是多源性体裁。我国现行的综合性年鉴既有史书的影子，又有志书的结构；既有史书的内容，又有辞书的形式。在计划经济时期，框架结构基本相同，千书一面在所难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并随着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年鉴研究会对倡导创新的力度加大，出现了五光十色的年鉴框架。一些年鉴在探索中前进，在前进中提高，在提高中完善，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省级年鉴现有五种结构的框架：

　　一是五大类结构。即《条例》所规定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五类内容。自然类内容实质上是区域性的基本情况简介，以概况、概览、概述、综述等形式出现。可能因为大家过分强调年鉴年度性的缘故，这个部类本来应是以区域基本情况复载资料为主，却装了很多很杂的内容。有的年鉴把不好归类的内容统统拉到该类中，变成杂乱无章的部类。有的年鉴“政治”与“经济”、“文化”与“社会”、“经济”与“社会”内容界定不清。五大类以外的资料既不好归属，又不好以部类形式出现，造成上下两难。其实，不论年鉴一级目五大类名称出现还是暗含，《条例》规定综合年鉴要记载的五个方面内容，各家年鉴基本都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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