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附属资料内容选择和编排不得体。例如“大事记”,本应记大记要,但何为大何为要,各家年鉴是否都有既定的原则和标准呢?不见得都有。从编出来的“大事记”来看,常常是一个主编一个样、一个编辑一个样,甚至一个作者一个样,缺少应有的连续性和可比性。比方说,一位部长率领调研组专门到一个省就某件大事进行调查研究,对一个省来讲,应算得上是一件大事;但省领导对部长的迎来送往,省长会见、宴请部长是否也算大事呢,这就很难算得上。进一步说,是否省委书记、省长出头露面的事都是大事呢,这也不能一概而论。但有的省级年鉴“大事记”在每年收入的三四百件大事中,省委书记、省长的活动居然占了上百件,其中就有不少无实质性内容的走访、应酬活动,这显然有失庄重,也有突出个人之嫌。但由于没有既定的严格的体例规范,既说服不了别人,也说服不了自己,只好就稿编稿,听之任之。
又如“附录”,有的年鉴有名无实,有的年鉴有实无名;该进“附录”的没有进去,不该进“附录”的进去了。这说明我们许多省级年鉴对“附录”的编辑体例还没有统一认识。大家各行其是,导致“附录”的内容五花八门。什么是“附录”?“附录”是排在书后的实用指南性资料。为什么要排在书后?这主要是为了方便读者翻阅、查考。因为书前和书后都比较容易翻查,实用指南性资料读者查考频率较高,排在书后对于读者来讲确实比较方便。而将年鉴“附录”的内容界定为实用指南性,有没有明文规定,没有;只有约定俗成,其他工具书如此,年鉴也如此。以词语类工具书为例,《辞海》、《现代汉语词典》等著名工具书就将读者查考频率较高的“中国历代纪元表”、“计量单位表”、“基本常数表”、“元素周期表”等作为附录排在书后。以年鉴为例,《中国经济年鉴》也把“全国重要经济研究机构名录”、“全国重要经济期刊介绍”、“中国经济学团体名录”、“年度经济书目”等实用指南性资料收入附录。《香港经济年鉴》不叫“附录”而称为“便览”,在书后集中收入16万字左右的便览性、实用性、指南性资料,占总篇幅的近10%,主要内容有:香港进出口办法及手续,香港工商机构、主要社团,香港驻海外办事处,各国(地区)驻港领事馆一览表,香港持牌银行一览表,等等。我主编的《中国—东盟年鉴》的“附录”有也五六万字,占总篇幅的6%左右,主要内容包括:中国驻东南亚各国大使馆,东南亚各国驻中国外交机构,中国和东盟各国货币名称及汇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关税削减时间表,东盟各国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统计,中国公民赴东盟各国须知,东盟、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比较,等等。由此可见,年鉴“附录”的内容资料通常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实用性,即经过精心筛选,独具特色,读者有可能经常用得着的重要指南性资料;二是便览性,大多采用表格或开列式的表达方式,读者一目了然,一查即得;三是超时空性,即有选择地收入一些跨地域、跨年度但与年鉴基本宗旨和基本内容密切相关的重要参考性、指南性资料。这些资料放在正文中有悖年鉴年度性的体例要求,而放在附录里则毕业论文http://www.751com.cn/ 比较妥帖。这就为年鉴长期积累一批实用指南性资料,形成自家年鉴的特色和风格开了一个方便之门。遗憾的是,不少省级年鉴没能把握好“附录”内容资料的以上三个特点,因而未能编出内容丰富、各具特色的“附录”。这是需要认真探讨,提高认识,逐步加以改进的。
“附录”排在书后并不是因为它不重要,恰恰相反,是因为它比较重要而且检索频率又比较高。但是,在年鉴界,不重视“附录”、不重视实用指南性资料的却大有人在。他们的观点是,现在网络很发达,随便上网一点击,任何实用指南性资料都可以很快查得到,年鉴收入这些实用性资料是浪费版面。这种观点表面上有一定道理,其实完全站不住脚。因为如果说网上能查到就免刊,那么,年鉴中有哪些资料在网上查不到呢?应当说,绝大多数都能查得到。这样一来,年鉴还编不编呢?按照这些同志的逻辑,年鉴自然也可以不编了,甚至许多报刊都可以不办了。可是社会现实却是,网络越发达,年鉴出得越多,报纸也越出越厚。为什么?道理很简单,网络发达、信息爆炸、资讯铺天盖地,带来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检索越加困难,越费时间和精力,越是良莠难分、真假难辨;而人们却越来越忙,时间越来越不够用。于是,许多文摘类报刊、各种各样的工具书便应运而生,大行其道。年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发展的。美国图书馆情报学家卡茨曾给年鉴下过这样的定义:“有关国家(地区)、人物、事实、专题等方面的有用资料和统计资料的摘要。它是一种不加修饰,去掉形容词和副词……的特殊条目百科工具书。”正因为年鉴是一种权威性的文摘类资料工具书,所以才能够在网络时代大行其道。因此,问题不在于在网上查得到查不到,而在于如何精选精编,适合读者的需要,并长期坚持,编出自家年鉴的特色。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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